中日毛泽东哲学研究:互补、张力与共同挑战

来源: 时间:2018/2/28 11:01:23 作者:包大为 编辑:王耐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日本一直是毛泽东哲学海外研究的重镇。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学者的考证、译介和分析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对象和文本材料。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快速进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中日两国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历史语境也经历了激荡的更迭。但是,毛泽东哲学带给两国社会文化的革命性因素却丝毫没有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以及松村一人、竹内实等老一辈学者的去世,而消沉。毛泽东的辩证哲学理解阶级社会的方式及其批判锋芒,虽然在两国学术界遇到了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所发起的进攻,但是却在文学、动漫和社会文化领域得到了两国人民的肯定。在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危机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动荡之中,中日毛泽东哲学研究将注定在多元的张力中,继续扮演着两国——乃至全球,解读、发展和实践毛泽东之哲学理念的核心角色。

  一、中日毛泽东哲学文献编纂工作的互补关系

  中日毛泽东哲学研究,主要是指从学术界分析、支持、译介或批判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成果,而非长期以被国内左翼所关注的日本激进左翼政治运动中的“毛泽东”。因此,不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行为,都必须是以概念的前提、以一定的哲学方法论、以一定的学术立场和理论目的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在此意义上,日本的毛泽东哲学研究主要出现在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在1949年之前,乃至战前,日本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文稿的评述,但是这些评述不仅准确性十分堪忧,而且大多是服务于军队和政界的情报材料。直到战后才出现了如岩村三千夫、松村一人等完全出自于研究视角的学者。实际上,上世纪中叶至今,日本学者对毛泽东著作的文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启发了近二三十年来国内毛泽东著作文本研究,更为全球毛泽东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极其详实的文本材料。虽然毛泽东从来都没有去过日本,甚至从未在日本、或以日文的形式发表过任何书信、著作,但是日本学者却通过长期细致的编译、整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出版了全世界篇幅最多、内容最全的建国之前毛泽东文稿。日本的毛泽东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反哺”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和文本编纂者。

  在这其中,最为中国研究者所熟知的莫过于竹内 实教授主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这两部前后相继、互为补充的译集共囊括了建国前毛泽东文稿一千多篇,在21世纪之前,这两部著作始终都是体量最为庞大的毛泽东文稿集。

  虽然这两部译集中所收录的部分文章后被证实并非为毛泽东本人所著,并且已经由一些中国学者撰写专文对此进行甄别。例如周一平教授就撰文指出了“日本版的毛泽东集子中收入了一些不是毛泽东的文稿”,其中比较显要的编纂错误包括了《毛泽东集》初版第4卷收录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实为张闻天所起草;《毛泽东集》第7卷收录的《国民党缺少什么》、《毛泽东集》第8卷收录的《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毛泽东集补卷》第8卷收录的《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均为胡乔木所著。

  但是,竹内实教授和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所编著的毛泽东著作集所提供的文本互补的价值显然更为突出。首先,《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所收录的1921年至1927年7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是至今最为全面的——多达70余篇,大多数是中国出版的各类毛泽东著作集和年谱至今尚未收录的文稿。其次,这两部译集所收录的1927年8月之后的300余篇毛泽东文稿,同样至今尚未被完整地在中国编译出版。因此,日本毛泽东研究和译著对中国研究者的文献“反哺”的意义仍然颇为显著。虽然上世纪末中国的研究者和官方已经有意识地对毛泽东的建国前文稿进行整理和编纂,并出版了众多原先未被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的大量文集,其中包括了《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毛泽东文集》(1993-1999)、《毛泽东军事文集》(1993)、《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毛泽东文艺论集》(2002)和《毛泽东年谱》(1993)等文集。但是这些编纂者并不统一的、略显松散的专门文集却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方面《毛泽东文集》或《毛泽东年谱》仍然没有收入几百篇日本版文集已经涵盖的文稿,无法提供尽可能整全的文献材料;另一方面大量分门别类的文集无法提供完整的文献图景和历史语境——毕竟毛泽东的军事、外交、文论的著作本应统一于完整统一的革命历程当中,看似独立的各类文稿,其实是前后相继、互为前提的思想成果。

  当然,除了建国前的毛泽东文稿,建国之后、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所出版的各类毛泽东文稿编著和研究专著也同样影响了日本的毛泽东学研究者和左翼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研究者大多根据中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文革期间的专门著作,翻译出版了各类日文文集和专著。早在1952年,日本共产党组织的“毛泽东选集刊行会”“毛沢東選集刊行会”就根据中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3卷)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事实上,这一版本的日文选集与中文版的时间差很小,毕竟中文版在1951年7月发行了初版、1952年7月发行了第二版。竹内实也在这一时期根据中国出版的《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中较为重要的篇章,进行了分类的翻译编著,例如与松村一人合译的《实践论·矛盾论》、独译的《毛泽东语录·夺权斗争论》、与和田武司合译的《民众大联合·毛泽东早期著作集》。

  这些著作为日本毛泽东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及时、丰富的文献素材,并且促使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左翼学者在文本与理论、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发展出具有日本语境的毛泽东思想。虽然受制于文革在日本造成的左右鲜明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局面,但是这些根据中文版本的译著——作为文献素材,还是较为客观、忠实地向日本的研究者和左翼运动者传达了毛泽东本人写作这些文本的方法和意图。当然,“日本学者早期编译的毛泽东文稿多有详细的译注、解说,以及关于文本时代背景、写作意图和历史作用的评价”,因此这些早期日文毛泽东译著并不是简单地“搬运”中国出版物,而是根据翻译和文本分析所做的较为严谨的学术著作。

  在最近二十年,当上世纪左翼运动和抗议的硝烟逐渐远去,关于毛泽东哲学的口号式的呐喊也逐渐沉寂,但是毛泽东文稿的译介工作却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出版毛泽东哲学文稿译介的出版机构不仅包括北望社、苍苍社、岩波书店、三一书房、国民文库和东方书店等传统左翼出版社,更出现了一批新的乐于推介毛泽东文稿译介和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出版社。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的日本研究者的视野明显更为多样,出版物的定位也不再仅限于大部头文集的翻译,而是对毛泽东的一些特定思想和篇章进行专题性的深度翻译和解读。例如早期被视为实践哲学的毛泽东哲学,在21世纪继续得到新的论述,如近藤邦康所著的《毛沢東―実践と思想》(毛泽东:实践与思想)于2003年由岩波书店出版。曾经被归诸于对辩证哲学、实践哲学的进一步运用的毛泽东的军事文稿、社会调查,在21世纪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并且被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纳入研究的视阈。例如藤田敬一、吉田富夫翻译的《遊撃戦論》(论游击战)于2001年由中公文库出版,佐佐木卫編、南裕子翻译的《中国の家庭郷村階級》(中国的家庭·乡村·阶级)包括了三篇译稿——其中一篇就是毛泽东的《兴国调查》。这些关于毛泽东文稿的新的译介成果,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学者和出版界在最近三十年所做的毛泽东研究“专门化”的一个延伸,而且随着日本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也为中国研究者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和研究对象。

  二、日本毛泽东哲学研究的立场和观点: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张力

  毛泽东哲学的核心内容就在于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地发展。在左翼思潮、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哲学由于其特殊的论述语境和颇具东方文化色彩的论述风格,影响了为数不少的日本学者。这些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昭和年代激荡的社会变革和思想碰撞中,虽然无法追随毛泽东的革命方式来运用、论证和发展唯物辩证法,但是却在更为多元、开放和客观的立场上发展出了关于毛泽东辩证哲学的解释路径。但是,正是由于日本的毛泽东哲学研究者,一方面无需面对同时代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政治正确”的外在束缚,另一方面又身处完全冷战中有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的研究语境和问题境遇,使得日本毛泽东哲学研究必然与中国的研究之间产生张力。这种张力并不是全然对立的,而是融汇于两国研究者对于关键概念的时而统一、时而相异的理解当中。

  首先,两国研究者所达成的共识。虽然在全然迥异的社会条件下就毛泽东及其辩证哲学达成相近的见解是颇为不易的,但是,在20世纪中前期,中日两国研究者大多都认同毛泽东辩证哲学的独创性、发展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多重属性。在中国,毛泽东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普遍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本土化和具体化,而毛泽东的哲学论述则被视为唯物辩证法在东方的革命性发展。如是观点在早期日本左翼哲学家群体中也基本得到普遍认同。松村一人就认为:“毛泽东所著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步,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不仅符合复杂的客观世界,而且克服了教条主义和一切形式主义”。这正是中国学者所强调的从《反对本本主义》开始的基本理论立场,并且在建国后进一步通过艾思奇、于光远等学者的论述得到了肯定。同样的共识还体现于两国学者对毛泽东辩证哲学所重视的“能动性”的肯定。竹内实就发表撰文提出,毛泽东在五四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关于能动性的思想,并且随着加入共产党并投身于革命实践,这一思想最终发展为具有实践意义的辩证哲学。当然,竹内实更多关注的是建国之前毛泽东将辩证、策略从学理中提炼出来,并运用于具体政治实践的过程,着重于对《论持久战》等文本的参照。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竹内实的这一见解也逐渐与中国研究者乃至毛泽东本人达成了“无言的共识”,并且最终发展出了《论十大关系》等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新文本。

  其次,共识内的差异。毋庸置疑,日本研究者始终对毛泽东辩证哲学有着别样的解读。除了对毛泽东哲学之理论意义、研究方法和时代意义等宏大层面的共识,中日两国研究者在更多的地方体现了各自的独特性。毕竟,由于不同的研究环境,两国研究者对于“哲学”本身的期待是决然不同的。虽然日本哲学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同样有着不亚于中国学者的热切的“革命展望”,但是却是在以“学生运动”和“文化批判”的多元、松散的环境下发挥着他们的“理论激情”。因此,在两国学者所达成的诸多共识之中蕴含着从研究方法到立场的差异,乃至矛盾。例如新岛淳良一方面肯定毛泽东对“实践-认识”的辩证分析已经超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以来的“反映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将毛泽东哲学视为“实践一元论”的哲学。中国学者虽然也认为毛泽东的辩证哲学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更具有活力的实践指向,但是却远不会走到“实践一元论”。新中国至今的六十多年的中国哲学界,尽管经历了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并且一度十分接近“实践本体论”,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毛泽东哲学,却牢固地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得到阐述。毛泽东对实践的重视,他对各种形式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都必须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元论”的基础上被理解为“方法论”的创新和概念的发展。

  最后,日本研究者的批判与中国学者的辩护。除了两国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或统一、或冲突的共识,同样存在全然相反的见解在学术论证中的碰撞。这不仅体现在两国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之理论定位的理解,更体现于对毛泽东进行哲学著述的具体方法的定位。例如三浦勤先生所批判的毛泽东哲学“无力解决形而上学的抽象问题”、“停留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认识论”、“机械的真理观”等问题,虽然指出了毛泽东哲学作为一种特定时代发展出来的哲学理论的可能的不足,并且表达了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显著差别,但是却是众多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例如卢明教授就曾撰文针对三浦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的批判”,并认为三浦“读毛泽东的书太少了”。又例如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基于列宁、恩格斯而发展出来的实践哲学是力图“创造规律”的哲学,这虽然将毛泽东哲学推上了更为独立、创新的理论位置,但是却明显离唯物主义更远,因而受到中国研究者的批判。黄德渊教授曾撰文批判新岛淳良,认为他“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不正确的。”

  当然,中日两国学者对毛泽东辩证哲学的阐述不论其对立如何激烈,毕竟只是学理层面的张力。毛泽东的哲学和政治理念,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远超出的“学理”和“概念”的维度。在中国,毛泽东哲学不仅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更是最为重要的中国哲学发展成果。其理论和概念推动着几代中国人民——而非仅仅是中国研究者,去获取探索建立新社会的勇气和智慧。在日本,毛泽东哲学所提供的灵感、理念乃至口号,成为了六七十年代鼓舞着广大日本青年学生、工人乃至农民为一个民主、开放、进步的日本去斗争。如果说两国学者对毛泽东哲学的见解会因为概念相对于现实的独立性而持续地存在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那么两国激进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对于毛泽东哲学的解读则注定会因为毛泽东的去世、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资本全球化的进程而陷入更为激烈的“对峙”。这种“对峙”将完全不亚于“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之间的对立,并且将随着内部纷争不断的日本激进左翼(如赤军)对“修正主义”的后毛泽东的中国的批判,而逐渐走向挑战更为严峻的二十一世纪。

  三、资本全球化:中日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共同挑战与语境

  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动荡和危机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将注定成为危机激化、转移的场所。正如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所表现的,当下的资本主义政治也正在经历着保守主义、右倾乃至激进民粹主义的转向。从特朗普到玛丽·勒庞,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改革到欧美逐渐升温的族群冲突,这种转向并不能被简单地归诸于政客玩弄权力的把戏和媒体的误导,而是应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在21世纪的“症候”。尤其在民主制度和多元理性主义的情况下,这种“症候”更应该被视为被剥削阶级在缺乏进步组织、进步运动的情况下——传导“绝望”和“愤怒”的扭曲状态。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政治右转却与20世纪的版本大相径庭。这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霸权本身从工业托拉斯已经彻底转移到金融垄断,更表现在进步力量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已经转变为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温和抗议者。

  在日本,急剧右倾的安倍内阁及其政治,却并没有受到左翼、共产党和社会层面强有力的阻拦和攻击。虽然当安倍政府为了“遵循财阀的意愿”无视民众呼声重启核技术的应用和输出、为了“听从美国的意志”无视宪法而强行通过《安保法制法》,但是停留在议会斗争层面的日本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却并没有实际措施可以遏制这一右倾的势头。如果说20世纪中日两国的进步运动为两国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并使得毛泽东哲学本身成为进一步推动现实政治的理论源泉,那么在21世纪,这一支撑和理论需求显然已经淡化。甚至,在更为极端的意义上被消除了。

  当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与市民联盟提出要建立一个“恢复立宪主义、尊重个人尊严的政府而努力”,并将选票视为通过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哲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文化革命等议题就显然格格不入了。尤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日本的毛泽东哲学研究的人员构成逐渐缩减,术语和概念也趋向“温和”。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身就已经成为“避而不谈”的术语,取而代之的是“未来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等概念,毛泽东的激进哲学和社会愿景显然很难在这种局势下“发声”。另一方面,随着竹内实等一批支撑起20世纪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去世,原本凸出文本、忠实于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偏重历史、文化的非学术性创作。更有甚者完全陷入了对历史细节的实证分析,而忽略了毛泽东哲学——乃至哲学本身的概念取向、方法论意义,或是不负责任地转引一些不堪细查的中国历史读物——以带有政治偏见的历史材料来否定对毛泽东哲学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或是遵循日本历来的“情报”传统——将西方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著作不加甄别地进行译介和推崇。当然,这种避谈社会主义、毛泽东和革命的研究领域的“非研究化”的现象并不是日本独有的,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也同样层出不穷。近年来虽然不乏大范围的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但是“辩护”毕竟不能代替“发展”。毛泽东哲学如何能够在21世纪中日两国的研究领域继续发展,并且重新在两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需要两国研究者认真审视以下两点。

  第一,就理论的历史属性而言。毛泽东哲学不是“旧学”,而是当下和未来的哲学,必然会随着东亚和世界历史的进步而被“重新发明”。中日两国研究者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对毛泽东哲学的文稿、概念渊源和创作背景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考察,并且得出了大量既严谨又不乏创造性地论述。但是,这种回溯性的对于毛泽东哲学所进行的哲学史、文本史的考察,却往往将毛泽东哲学定位为“知识考古学”的对象。这使得当前的学生和市民通常会将毛泽东及其哲学视为博物馆里用来陈列的、已经被终结的“旧物”。但是,毛泽东哲学及其对应的历史实践毕竟尚未完成。其作为一种“认识”,所要经历的“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的反复只是部分地在20世纪被完成。毛里和子所总结的“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对于总结“完成时”的毛泽东及其哲学并没有什么偏差,但是却无法在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情况下“重新发明”和“继续检验”毛泽东哲学的内在逻辑和概念。同样,中国的研究者如果只是一味地在批判“污蔑者”和“造谣者”的战场上厮杀,就会忽略去认真思考:如何在深化改革的“世界工厂”中继续实践、发展毛泽东哲学。毕竟,如果毛泽东及其哲学是对的——是值得辩护和发展的真理,那么就必须通过和21世纪资本主义的客观实际的结合,必须通过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实践,来检验其真理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第二,就理论的历史需求而言。由毛泽东本人所创作的哲学,是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形式,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批判的内容为质料,迎合20世纪中国(第三世界)人民探索解放和发展实践之需求的理论。这种理论需求在21世纪的今天显然已经部分地被满足了。民族解放运动随着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而告一段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随着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哲学所批判的对象,即时刻在全球发挥着剥削、支配作用的“资本逻辑”、“帝国主义”因素并没有随之被消除。在民族解放、经济增长、消费繁荣和理性多元的表象之下,阶级矛盾正在以更为潜在的形态被逐渐激化。曾经只是被理解为“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逻辑”,今天正在文化、生态、政治身份和语言等多种样态中得到滋长。自由主义者所论证的通过自由市场所构建的良序社会——例如井上达夫所展望的“共生社会”,并不会因为对同性恋的理解、对异装癖的宽容而成为真正自由解放的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通常无法在研究领域、传媒平台发声的人民,仍然在隐忍剥削和渴求尊严的生存状态下展望着“尚未被命名”的未来社会及其哲学。

  这种符合大众力求创造未来新社会的实践需求的哲学,并不一定就是已有的毛泽东哲学,但是却一定是通过毛泽东所赋予的概念形式和方法论——在21世纪的客观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哲学。这不仅意味着“重新发明”毛泽东哲学,更可能意味着“重新命名”毛泽东哲学,并要求中日两国研究者“实事求是”将毛泽东哲学运用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中。正如中前吾郎所总结的毛泽东思想的早期特征,是“以传统方式批判传统、从西方获取反传统的因素、以西方的方式批判西方、反传统且反近代、以近代的方式批判近代。”今天中日两国的研究者,也不妨循着这条道路,大胆地“以当代方式批判当代、从毛泽东哲学获取反当代的因素、以毛泽东的方式批判21世纪资本主义。”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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