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世界眼光

来源: 时间:2018/2/28 11:02:24 作者:李君如 编辑:王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90周年,也是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革命道路90周年。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研究,理论界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换一个视角,关注讨论的是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世界眼光。

  一、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世界眼光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闯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标志,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和理论。对于这一创举,我们以往强调的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一开始就作好了“上山”的思想准备,强调的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问题有深刻的了解。这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形成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是因为他还具有别具一格的务实的世界眼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能够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国际因素。

  许多学者已经仔细考察过我们党关于“农村割据”思想的由来。第一,1927年10月至1928年6月党的六大前,党内文件已经频频使用“割据”一词。包括“农民割据”“农村割据”“割据局面”“暴动割据”“割据地带”“割据区域”“革命根据地”“革命区域”等等。第二,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初期,“农村割据”只是作为实施武装暴动方针的一个过渡环节,即工农武装暴动后先通过“割据”有一个立足点,然后攻打城市,而不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或者说,这种“割据”是从属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总战略的。第三,党内许多同志从指导思想上是反对农村武装割据的。比如瞿秋白就在党的六大说过:“海陆丰胜利之后,就发生了‘割据’这个名词,我是反对这个名词的(只能说是建立革命区域)。”党的六大后,从1928年到1930年间的中央一些重要文件不仅否定了“割据”的提法,而且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是“农民意识”,“忘记了城市的领导作用”,是“右倾”的“躲避主义的游击战争方式”,“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等等。第四,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他们始终坚持“工农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最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到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论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些论断,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实践中形成了。

  党内之所以在对待“工农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问题上有那么大的分歧,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长期强调的“城市中心论”有直接的关系,同我们党内许多人对国情和世情缺乏深入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关系。毛泽东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他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而这种认识也包括了他对中国当时所处的世情有深刻而又独到的了解。也就是说,他能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最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是因为他的实事求是思想中包括了务实的世界眼光。

  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在哪里?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选集》中,有3篇文章是论述“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个问题的。一篇是毛泽东1928年10月5日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原来是毛泽东为一个会议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是《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把它改为今天这个题目,显然是有所考虑的,是为了更好地阐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第二篇文章是1928年11月25日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总结了井冈山时期斗争的经验。第三篇文章是1930年1月5日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当年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是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因此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把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对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修改。这篇文章是在古田会议已经形成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要思想后写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要了解毛泽东是怎样带领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革命道路的,不可不读这3篇文章;要了解毛泽东是怎么思考和分析这个问题,他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也不可不读这3篇文章。

  首先,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革命依然是民主革命。也就是说,并不是像党内有些人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建立,共产党的任务是集聚力量,像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一样,准备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开篇就说:“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接着,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重点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方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除了这两个原因,毛泽东还讲了全国形势发展、红军的存在、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不出错这三个原因。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这种“奇事”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存在,有两个同时代相关的原因:一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实行的是“间接统治”,才会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出现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经济是地方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帝国主义又划分不同的势力范围进行分裂式的剥削政策,于是就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存在的一种条件。这种分析,体现的不就是一种务实的世界眼光吗?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特点,进一步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分析。他说:“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我们平时常说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找到的正确道路”这句话,是要解释的。这里讲的“中国实际”,不能只是简单地从“土”的方面去理解和解读,而要从“土洋结合”的视角去理解和解读。所谓“土”,就是中国的现实;所谓“洋”,就是中国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所谓“土洋结合”,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中国现实。也就是说,这里讲的“中国实际”,指的是帝国主义时代条件下一个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指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而又有许多帝国主义在中国互相争夺并导致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互相混战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搞明白了这一根本特点,就可以知道: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时代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又善于把握时代潮流的经典之作。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毛泽东务实的世界眼光”。没有这种务实的世界眼光,是不可能开辟中国革命这条独特的革命道路的。

  二、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问题的世界眼光

  有没有这种务实的世界眼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开辟这条独特革命道路的重要条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毫不动摇坚持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重要条件。

  因为,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开辟和坚持过程中,党的骨干力量由灯红酒绿的城市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农村,有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就会对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发生动摇。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红旗到底打得了多久?”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回答,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还说,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那么,他是怎么分析的呢?他说: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毛泽东的分析和论述,是多么全面、生动而又深刻啊!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当年国内矛盾的分析,而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变动下的国内矛盾的分析。正是这种具有务实的世界眼光的科学观察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论。但是,许多人一叶障目,既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更不能联系国际大局来认识国内大局,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缺乏科学的信心。对此,就是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是完全不懂不理解的。周恩来在延安整风的时候讲到,在党的六大,“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

  周恩来这段回忆,可以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得到佐证。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做政治报告的结论时说:“我们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总(终)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一个同志说,在乡里做工生活好些,因为乡中有鸡吃。那么,他们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农民在开始的时候,自然对待他们是很好的,看他们这样奋斗,杀了好多土豪劣绅,但是他们今天将我的最后的一个老母鸡吃了。第二天则这样喊的人要多些了,第三天则这样喊的人更多些了。最后便会有人说:‘见了鬼!什么红军!还要我的米、我的鸡给他吃。’或者说:‘红军是好的,但是难得维持他,他也不与城市发生关系,他又没有银行,又没有商品。’你们想想,到这时候便该知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以为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虽然红军在开始是因为农民而反对劣绅土豪的。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已经开始表现过了。因此我们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部分,看当地的条件怎样。分聚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间,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区域中,还是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当着他住在这一区域的时候,他可以变成农民的自卫军,来保护农民,来尽一个人民自卫军的作用,以后再继续前进,去进攻另一地方的地主、土豪、劣绅,于是在那里又可以吃一吃鸡而到别处去。这样也可以变成组织的联系,时去时来,都带着一定的任务。不然,便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到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布哈林的这段话,让我们难以相信他是联共(布)的著名理论家。他不仅不懂中国的基本国情,不懂中国革命,甚至也不懂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脱离实际而没有世界眼光。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辟并坚定不移坚持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具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务实的世界眼光,既坚持了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原则,又懂得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现实特点。我们学习毛泽东,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学习毛泽东这种务实的世界眼光。不懂得毛泽东具有这种务实的世界眼光,不仅没有读懂毛泽东,而且完全曲解甚至贬低了毛泽东。至于有的人把毛泽东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描述成一条传统的农民起义路线,诬蔑毛泽东思想是一个落后的“农民主义”,则更是完全错误的。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宽广而又务实的世界眼光

  毛泽东务实的世界眼光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我们学习毛泽东务实的世界眼光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了,培育务实的世界眼光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讲的“世界眼光”是“务实的世界眼光”。为什么要在“世界眼光”前加上“务实”二字,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世界眼光,一种是像毛泽东那样既了解天下大势、又了解天下大势在中国具体表现特点的“世界眼光”;另一种是只会天马行空,高谈阔论所谓天下大势,而不懂得这种天下大势在中国具体表现特点的“世界眼光”。也就是说,在“世界眼光”问题上,也有实事求是和非实事求是之别。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世界眼光”,即我们在这里说的“务实的世界眼光”。

  强调务实的世界眼光,一是为了在同世界进步潮流的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奋勇前进。记得青年毛泽东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以湘江为例描述了当年中国社会长期封闭和走向开放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沉痛地指出:“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另一方面,他激动地告诉世人:“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湘江潮,是20世纪头20年澎湃于中国大江大河的时代大潮的缩影。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的产物。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要在放眼看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的不足和同世界进步潮流的差距。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268年。从1662年到1795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因此,他要求我们以史为鉴,“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使他们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党校在培训中青年领导干部时,要使他们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法制、军事等有较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努力培育他们的世界眼光,使他们不断增强对世界的了解和分析判断能力。”而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培养“世界眼光”作为干部教育特别是中青年干部教育的重要任务,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强调务实的世界眼光,二是为了更好地在统筹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下制定好我们的战略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华民族接力奋斗的民族复兴任务能够顺利完成。我们应该懂得,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时所强调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包括了国内实际和国际实际这两个方面的“实际”。今天,党中央经常强调要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是为了全面地把握我们所面对的客观实际,把问题考虑得周全一些,制定好我们的战略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比如,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情况进行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后,他并没有急于发表,而是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即国际形势和我国面临的战争风险问题。因为,像《论十大关系》所提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如果要准备打仗,是一种安排,要更加突出重工业建设;如果战争危险不会马上到来,又是一种安排,可以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所以,安排国民经济各个部类的比例,不是一个纯经济的过程,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情况和要求。特别是,毛泽东考虑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除了要考虑民生与经济的关系,还要考虑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等。如果不打仗,可以多搞经济建设,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如果要打仗,就要勒紧裤带发展国防建设。如果不打仗,沿海的工业底子比较好,可以以此为基础加快工业发展;如果要打仗,就不能把我们有限的资金摆在沿海而应该在内地发展工业,不然一旦到战争爆发就只能听凭人家利用海空优势把我们的工业都摧垮了。所以,这十大关系中许多关系都直接涉及到对未来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中心就是分析国际形势,估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经过这样的讨论,毛泽东说:“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与此同时,他说,也要认识到“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毛泽东在形成《论十大关系》时对国际形势的研究,说明了什么?首先,毫无疑问,说明了经济建设和时代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同战争和和平的判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毛泽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是在正确判断时代大潮及其发展趋势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对时代大潮判断错了,整个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从根本上说,它是在正确把握时代大潮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发展的战略思想。

  强调务实的世界眼光,三是为了在同世界的历史比较中增强我们的自信,特别是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强调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告诫全党,要对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充分的自信,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这样说,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包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的;同时要认识到改革开放近4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进步和同时期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进展相比较,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前不久,在网上读到一篇《上海姑娘谈“颜色革命”》,很有意思。在一个美国知名的问答平台上,有人问:“中国知识精英怎么还不发起颜色革命?这看上去很简单不是吗?”对于这个犀利、“理直气壮”甚至十分粗鲁的问题,超过100名网友给出了风格各异的精彩答案,其中有美国人、印度人、挪威人以及海外华人。他们虽然都受到美国媒体的长期“轰炸”,但能够实事求是地认同中国的进步。一个上海姑娘的短文配图更是获赞两万。她在网上晒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90年的浦东,一张是2010年的浦东。配图的题目是《20年内,从一无所有到下面这样——》图片下的短文是:“20年内,从一穷二白到这样!我老家!我们地底下可没有石油!”“我们看上去像受迫害?被洗脑?没自由?像要换一个更好的政府?”“谢谢你的建议,中国现行制度运转良好。”这篇答复落款是“5月29日”,网上注明这篇短文获得了20300个点赞,有778955人阅读。我们许多年轻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90后”“00后”,到国外求学回来后都有共同的体会:“外国也不怎么样,还是中国好。”

  综上所述,我们有了务实的世界眼光,就能够既看到我们的不足,又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进步,在对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客观实际的对比了解中,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而奋斗。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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